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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右商帮之“八商”纵横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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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右粮商——粮食业

江西农业开发历史悠久,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所知的最早的稻谷遗迹,证明早在一万多年前江西人已经开始生产稻米。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西进一步发展,东晋在京城之外有三大粮仓,其中两大粮仓在江西,即豫章仓和钓矶仓,这两仓均是“大贮备之处”。

唐代“庐陵户余二万,有地三百余里,骈山贯江,扼岭之冲……土沃多稼,散粒荆、扬。”稻米能运销荆、扬等州,足见当地产量之多。吉州庐陵有一大米商龙昌裔“有米数千斛粜,既而米价稍贱”,其售米行为直接影响庐陵市场的米价,成为威慑一方的大贾。米商往往于丰收之际收购粮食,“积米以待踊贵”,从而影响当地的粮价;或者将粮食运往缺粮之地以获取利益。“江西诸郡,昔号富饶,庐陵小邦,尤称沃衍。一千里之壤地,粳稻连云;四十万之输,将舳蔽水。朝廷倚为根本,民物赖以繁昌。”

清代江右粮商粮食外销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条:

1由长江而下至江浙地区,湖广、江西地方,粮米素丰,“江南、浙江,咸赖此二省之米”,南京“皆湖广、江西上游米粟所汇聚”

2由长江出口,经江南转运,由海道运至福建,“江、湖”二省,从内地至闽,必由长江而江南换海舶,方可出口海运

3顺章水南运到大庾岭,然后挑运到广东南雄

4由赣州溯贡水到会昌绮门岭、周田坡,然后转运到潮州

5由九江向北沿江运往安徽,所谓“徽州府属山多田少,所出米谷,即丰年亦仅供数月民食,全赖江西、浙江等处贩运接济”

大量粮食经商人之手源源不断地输往江南,不只作口粮,也有相当多的数量用于酿酒。如嘉庆时,然苏州无论丰歉,江(西)、(湖)广、安徽之客米来售者,岁不下数百万石。良由槽坊酤于市,士庶酿于家。本地所产,耗于酒者大半故也。

 

江右茶商——制瓷业

唐代江西的制瓷业有较大发展,瓷窑几乎遍布江西全境,瓷器业遂成为这个时期江西最大的工业行业之一,其中尤以吉州窑、洪州窑最为著名。生产的瓷器在社会上应用普遍,进入各阶层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日常生活用品与本地区的主要商品。广州是唐王朝对外贸易的中心,瓷器是当时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尤其是大庾岭商道开通之后,每年都有大量瓷器南下广州漂洋过海。唐代江西瓷器已成为畅销国内外市场的大宗商品。

宋代是中国瓷业生产发展的又一高峰阶段,江西制瓷业的发展体现在以瓷都景德镇为首的一批瓷窑走上历史舞台,尽显宋代瓷业的艺术高峰。瓷器的烧法与制作、色釉的创作与仿制、瓷雕与彩绘等技术在宋代有大的飞跃,瓷器因而成为宋代对外贸易的一大商品。宋代江西的瓷窑主要分布在饶州浮梁景德镇、吉州庐陵永和、饶州乐平、抚州南丰、赣州宁都及江州等地。宋代单景德镇瓷窑就达300多座。

明清以来,随着瓷业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景德镇出现了一些有实力的瓷窑主和瓷商。如正统元年(1436年)九月,浮梁县籍瓷商陆子顺,一次就到北京上贡瓷器五万余件,明英宗赐钞以偿其值。在经营景德镇瓷器的商人中,都昌籍商人以其人员众多、宗族整体参与等经营特点而较为著名,形成了一些巨富名商。如民国时期景德镇的都昌籍瓷商中有妇孺皆知的“三尊大佛”(财产在80-100万元左右)、“四大金刚”(财产在60万元左右)和“十八罗汉”(财产在20万元左右)。

 

江右茶商——茶业

唐代茶树、果木、纤维植物等经济作物也得到广泛种植。当时在洪州(州治在今南昌)、饶州(州治在今鄱阳)、江州(州治在今九江)、吉州(州治在今吉安)、袁州(州治在今宜春)、虔州(州治在今赣州)、筠州(州治在今高安)等地都有植茶,其中洪州、袁州、吉州、虔州的茶均有名茶或好茶,而饶州地区产茶最多,产地亦最广,饶州又以浮梁茶最负盛名。

自唐代历吴、南唐,至宋初,政府每年从江南东、西路议购茶叶1000余万斤,其中大都出自江西,唐德宗在位时始征茶税,全国每年征收茶税四十万贯,江西仅浮梁一地每年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占全国的八分之三。唐代以来,江西形成江右茶商集团。唐代江西产茶地区很多,是唐代茶叶生产中心,饶州、吉州、信州、洪州都是当时重要茶叶产地,其中洪州西山白露茶等是茶中精品。唐代江西茶叶不仅质量好、产地广,而且数量惊人。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诸路各州产茶数,江西地区共463万余斤,约占总数1781万余斤的26%,居第一。产茶额超过百万斤的共有七个州,其中以隆兴府(洪州)最多,为281万余斤。

 

江右木材商——木材业

江西山地森林资源丰富,因而木材商人也较多。唐代各地高山之上有“木客”专门砍伐木材与人进行交易,他们“斫杉枋,聚于高峻之上,与人交市以木易人刀斧”。吉州也有木材商活动,如商人徐彦威在信州购买木材,再贩卖到苏州、淮南一带,往返一趟,能“获钱数十万”。赣州年销1600万方木材,江右木材商在赣州木材上年获利就达数百万两白银。

 

江右矿商——矿业

江西矿产资源丰富,唐宋是全国矿冶中心。

江右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直接投资于矿冶业,从事铜、铁等的冶炼和经营;二是收买农户或手工业者的原料或半成品,自行设场加工,生产商品。

明宪宗十七年(1481年),刑部因江西商携带绢布、火药等物品涌入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买卖铜铁、聚众开矿,疏请申禁,“江西人不许往四川地方交结夷人”。

西南三省是矿产资源极为丰富的地区。在这里,常常聚集江右商开山觅矿。特别是清初罢官矿听民开采之后,西南矿业得到长足的发展。滇、黔是当时全国矿业最发达的地区。贵州“银铜黑白铅厂,上下游十有余处。每厂约聚万人、数千人不等”。在云南,“滇省矿厂甚多,各处聚集砂丁人等不下数十万,每省流寓之人闻风来至。”

丰富的矿产资源,吸引着江右商人厚积资本,开矿觅利。特别是滇省铜矿,江右商更视之为利数。每开一厂,率费银十万、二十万两不等。明清西南矿业的发达,与江西商人的积极投资经营是分不开的。

江右商在西南的采矿业中,表现出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的经营方式。江西商人往往集行商和矿主身份于一身,开矿、贩运贸易两不误。云南永顺东南的卡瓦地区(今云南凤庆、永胜东南),打槽开矿及走厂贸易者,不下二三万人”。其中主要是江西人。“其平常出入,莫不带有货物,故厂民与商贾无异。”

江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一带的冶金采矿业,皆操于江右商之手,可见江右商人投资矿业已成风气。

 

江右盐商——盐业

盐是唐代江右商经营的重要商品,不少人以从事食盐贩运而致富。唐代诗人白居易曾作《盐商妇》诗,“盐商妇,多金帛,不事农桑与蚕绩。南北东西不失家,风水为乡船作宅。本是扬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绿鬟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前呼苍头后叱婢,问尔因何得如此?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盐商妇》对暴发的江右盐商及盐商妇作了描写,从诗中可以看出,江右商人因从事食盐贩运,获得高额利润。

宋代江西主要以食淮盐为主,但地处江西中南部的吉州、虔州的民众因临近闽粤地区,许多江右商私贩闽粤盐,出现了众多江右盐商,“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往往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梅、循、惠、广八州之地。十百为群,与巡捕吏卒相斗格。”

江西、两湖、西南、两广的盐商大部分是江右商,西南井盐、两广海盐为江右盐商垄断扬州苏北盐场,中国北部长芦盐场也活跃大量江右盐商。

 

江右钱商——钱庄业、典当业、银行业

江西的货币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西汉就有铜钱的铸制流通,唐宋代江西铸钱最盛,设置的铸钱监院最多,是唐宋铸钱中心。江西信用机构产生也较早,在唐宋时期就有典当店铺经营抵押信用活动,清代又有钱庄银号的兴起。

江右商的金融网络:江右商典当、钱庄、银行遍及江西、两湖、西南、两广、江南、江淮、中原、西北。

乾隆年间,江西丰城白马寨村杨学修的典当行和钱庄遍及两湖两广,计有典当行、钱庄40多家,古代钱庄、近代票号、银行不是垄断行业,江右商完成资本积累大量进入金融业。

南昌

奉靖江右商是以奉新、靖安两县而得名,包括王德舆的源源长钱庄、张树斋的德昌祥钱庄、陈筱梅乾大信、德大信两个钱庄等12家钱庄;吉安帮、南昌帮则分别以吉安府、南昌府而得名,其中吉安帮9家钱庄,南昌帮数量最多,达30家。此外还有抚州帮4家钱庄。裕丰钱庄、松盛信钱庄、万和厚钱庄、义昌仁钱庄、裕通钱庄等,吉安帮资力雄厚,经营范围也较广,他们团结紧密颇能互助,擅长经营,除在本省主要城市设有分庄或联号外,在省外如湖南长沙、常德、衡阳、湘潭,湖北汉口、荆州及上海等地均有分庄。

景德镇钱庄

钱庄最盛时期,全镇区有35家钱庄,大多是江右商经营。

武汉

清末南昌怡生厚钱庄、汉口怡和兴钱庄、怡和利钱庄、怡生和钱庄是江西庐陵籍江右黄兰生兄弟所开设,黄兰生兄弟资产200万两白银,三怡钱庄在清末汉口的钱业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其不仅吸纳了巨额的士绅存款,而且武汉三镇在当时举足轻重,官员的官款、公款或私款都存在三怡钱庄。汉口三怡钱庄因此吸纳了武汉三镇大量的钱款。1908年,怡和兴、怡和利、怡生和三家钱庄由于亏欠铁厂巨款,以致周转不灵,连带影响南昌怡生厚钱庄。该钱庄宣布倒闭,不过谁也没料到,这家钱庄的倒闭给汉口政、商两界造成巨震。

长沙

春茂钱庄、谦和钱庄、裕顺长、万裕隆名四大钱庄的资本占了长沙市数十家钱庄资金的50%以上,除裕顺长的大股东为湘潭人外,其他3家都是江西人开设的,长沙市里最有名的金融街,街上钱庄和批发商行的老板,大多是江右商。

西南

江西抚州籍江右商汤子敬同生福钱庄、源远长钱庄、正大昌钱庄、德大永钱庄、正大永钱庄、永美厚银行(长江中下游城市武汉、沙市、上海等七家分行)、四川商业银行、川康殖业银行。

典当一般以土地、房产、贵重物品或农作物作抵押,并立有相应的文契。它伴随着江右商人的活动足迹而遍布西南各地。如在云南,明成化初期该省姚安府有江西安福、浙江龙游等地客商不下三五万人,遍于城市乡村。这些商人进行了大量的借贷活动,史载:“遍处城市、乡村、屯堡安歇,生放钱债,利上生利。收债米谷,贱买贵卖。”

广东连州、高州等地也有不少关于江右商施放子母钱的记载,江西吉水县江右商周松冈,幼年时父亲去世,母老弟幼,家力不济,于是辍学经商,独身前往湖北汉川经营商业借贷,获利丰厚并将之寄回家,支持兄弟完成学业,以及作为弟妹的婚嫁财资。

【李渡码头货船曾沿堤排开数公里】

抚州商帮为江右商帮的一个分支,进贤县李渡、文港等乡镇原来属于抚州地区,同时也都是紧临抚河的地区。

李渡当年船运的货物码头,停靠的货船沿河堤排去有数公里长,各色货物上上下下。从晚清到抗战时期,李渡的商贸达到最高峰。那时李渡人开了俊记、慎孚等数家钱庄,有几家的银票还可在上海、汉口等地通用。货币流量达到了平均每天20多万银元。

 

江右造船商——造船业

“豫章诸县,尽出良材”,江西盛产优良材料,为江西造船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造船业是历代江西工业支柱之一,江西造船业为中国之冠,江西人从远古时期生产独木舟到生产巨型商船和战舰,汉武帝时期在江西南昌建造了大型战舰浔阳楼船,汉朝一次能出动2000艘楼船舰队,20万水军,舰队中配备各种战舰日行百里。

贞观十八年(644年)七月,唐太宗李世民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至五代时江西造船业仍很兴盛,如南唐洪州节度使朱令赟率战舰数百艘与宋军作战,其“大舰容千人,朱令赟所乘舰尤大,拥甲士、建大将旗鼓”,其高“数十重”,江西造船业兴盛,唐代著名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描述的“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舳”、“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尽现江西舟船之盛,江西的洪州(今南昌)、饶州(今鄱阳)、江州(今九江)成为中国造船中心。

江西造船业为中国之冠——占据宋代半壁江山,宋真宗时期各地造船的数量共计2634艘,江西单吉、虔两州就达1130艘,约占总数的43%,居全国第一位。南宋时,洪、吉、虔三州造船场造船达数千艘以上,其他如抚州、江州也有造船工场。